（二十一）
　　
　　问：男人有泪不轻弹。记得我老公在成为我老公之前，因为我要离开他，流了三次泪，于是我被感化了，成了他的妻子。然而你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却融化了我对你的崇敬。男人流泪，不符合我的审美观。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用泪水说话呢？
　　答：你对我的诘问是贴在三岁女孩李思怡被活活饿死、寻亲女人李文兰被活活打死等事例后面的。
　　男人流泪，不符合你的审美观，可你老公之所以能成为你的老公，却是因为他的泪水。然而我却不想说你自相矛盾，也许你认为男儿有泪不轻弹，可你老公却为你流泪，在你看来，他实在是太把你当一回事了。我不是你的什么人，我不用考虑你的审美观。即使我想成为你的什么人，也不会因为你的审美观而改变我的诚实。
　　你老公是为你流泪的，所以你被感化了；我不是为你流泪的，所以你对我不再崇敬。在你看来，男人的泪，只能为你而流。
　　学者钱理群先生倡导“说话的3条底线”：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时则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
　　“说真话，是无权者的权力。”可是，我们的学者却会遇到“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的情况。
　　幸好我不是学者，我还不用被迫说谎。
　　幸好我还有流泪的权利！
　　
　　（二十二）
　　
　　问：楼主，你装什么善良，说不定是以前被判几年，现在来发泄，骗得那么多人跟你的贴。说什么收容遣送制度不好！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广州是什么样的治安环境？达到那个文明程度了吗？学老外，搞什么民主，几个“人大”代表，吃饱喝足了，自己的安全没问题，拿老百姓的安全开心，给治安留下多少隐患呀？当然，社会治安不好有多方面原因，但有些相应的有效的法规来控制、约束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不好吗？你知道外来人口犯罪率有多高吗？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所犯错误，不应归罪于法规。法院还有误判的事，是不是应该取消刑法，把监狱里的犯人都放出来？
　　答：这位朋友在我讲述了“个别”收容遣送站通过向家属勒索或强迫劳动等方法拿被收容者创收、抢夺被收容者钱财、打人致死致重伤、逼人致疯致自杀以及有人被关进收容站后莫名其妙人间蒸发的事之后，跟了这个帖子对我连声诘问。其实我在讲述那些事时，并没有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什么评论。就算我认为它不好，它已被废除，再来说它坏话只是“马后炮”，没有什么意义，何况说它不好的人很多，也说得很透彻，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理由都被他们说尽了，我说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与其学舌，不如不说。
　　我一直是个守法良民，幸有老天保佑，没被人陷害过，没被错抓而屈打成招过，故这位朋友推测我以前被判几年是错误的。
　　“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广州是什么样的治安环境？”治安环境不好只怪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吗？这位朋友也明白，社会治安不好有多方面原因。他认为：有些相应的有效的法规来控制、约束潜在的犯罪嫌疑人是好的。我赞同这个观点。在这里，他所说的“有效的法规”是指收容遣送制度，我且不与他讨论该制度的好坏，就算它是“正经”吧，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我抨击歪嘴和尚不好吗？如果歪嘴和尚很多，那产生歪嘴和尚的机制也应该抨击。“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所犯错误，不应归罪于法规”，这话很对，只是不知这位朋友用的是什么逻辑，认为人家抨击“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所犯错误”，就是“归罪于法规”，批评法院误判，就是要取消刑法，把监狱里的犯人都放出来。
　　“达到那个文明程度了吗？学老外，搞什么民主，几个‘人大’代表，吃饱喝足了，自己的安全没问题，拿老百姓的安全开心，给治安留下多少隐患呀？”这段话就说得我云里雾里看不明白了。也许他认为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是学老外搞民主，是几个“人大”代表拿老百姓的安全开心。是这样吗？我将这个疑问贴在这儿，请有识之士予以答复。
　　据官方传媒公布，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前，被收容遣送的人，有95%是不应该被收容遣送的。另5%也绝不仅是“犯罪嫌疑人”。因为收容遣送制度本来也是带有社会救助的公益性质的，由民政部门分管，除财政拨款外，民政部门每年也要向收容站拨付救济款，有些慈善机构也会向收容站提供善款，因之在这5%中也有一定数量是属于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吧。只是“个别”收容站把那些需要救助的人拒于门外，却专门弄些不该收容的人来创收。
　　善良让我为别人的苦难痛苦不堪，善良让我抨击制造苦难的丑恶而为一些人所不容，说不定那天真的会被弄进去几年。我装善良做什么！我多少次祈求苍天，如果不能减少那些让我悲愤难抑的苦难，就给我一副硬心肠。
　　
　　（二十三）
　　
　　问：我曾经很欣赏一位网友文字里的悲天悯人，但一件小事彻底粉碎了我对他的崇敬。他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少年遭售票员诬蔑，却在一边一声不吭，回头又在他的文字里宣扬什么正义。请问：你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人？
　　答：你没有说清楚“一件小事”，我只好自行推测了。少年为什么遭售票员诬蔑？是说他没买票吗？买了就有票为证。票丢了？丢了票就像丢了钱，怪谁呢？只怪自己不小心。是不是你那网友看到少年买了票，你想让他挺身而出予以证明？但售票员一定得相信你那网友吗？你要让你那网友做什么？与售票员吵架吗？公共汽车票一般是1至2元，为这点钱吵架值得吗？如果是我，也不会为这个少年跟售票员吵架的，干脆代少年再买一张票算了。可是我代买就意味着少年没买票，少年能接受吗？
　　我不会吵架，更不会打架，如果路见不平需要我吵架打架，我可能也是狗熊。但我会把不平事记录下来，帮助受伤害的人讨回公道。
　　好多时候，我只能在文字中呼吁正义、善良，身体力行主要就是施舍，可是我现在也不宽裕，没有2元以下的票子时，也只能歉然走过乞丐，有时见对方太可怜，才会施舍5元、10元的！遇到有人踩三轮车载货上坡路有困难这一类情况时，我总会上前推一把。总之我的善举、义举总是在自己没有危险或者危险很小、不受损失或损失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进行。遇到正在行凶的歹徒我会怎么办呢？只有在血气方刚那时候我才会毫不犹豫地见义勇为。现在这世风与自己的体力及对家庭的责任等因素，让我遇事总要想一想：我体弱力小，也没练一手好功夫，没有众人一起上，我一个人上去可能只是增加一个受害者而已。我受伤之后，拿得出医药费吗？我残废或牺牲之后，上老下小怎么办？有人出来证明我见义勇为吗？见义勇为者受伤或牺牲后没有人肯出来证明已是常事，甚至被救者玩起了失踪不肯出来证明也已有之。如果有人出来证明，追认为烈士倒是不必，我只想让我的家属拿到一笔奖金或抚恤金，但这点钱够上老下小过日子吗？想了这么多之后，我只会悄悄地打110，会动员同伴（假如有的话）一起上。如果有人上去，或者我相信我上去时一定有人紧跟而上，我才会上去；但如果大家都不上去，我又怎么相信我一上去就有人跟着上呢？
　　我就是这样狗熊，你也可以据此否定我呼吁正义、善良的真诚与意义了！
　　
　　（二十四）
　　
　　问：年轻的时候总是血气方刚的样子，凡事争一个高低，不管胜数多少，我们乐此不疲。甚至于父母的关心、老师的教诲、领导的批评，一到我们心里，就会有无数的抵触。愤愤不平是我们年少的标志。可是你现在已经一把年纪了，还这样“愤青”不可笑吗？
　　答：我从不屑于争一些小是小非，小得小失！ 我总是十分宽容、与人为善！我善解人意，喜欢体谅别人。我不知道你为何对我有如此之深的误解！如果你是我不认识的人，倒也罢了，我不屑于回复这个诘问的。可是我们毕竟是朋友，不是一般的网友。
　　如果有一天我栽在这些文章上，我是不敢指望你这一类朋友仗义执言的了，也许你们比任何人更相信泼在我身上的污水。
　　我真的不是“愤青”！如果我上面讲述的这些事让你无动于衷，我不知该佩服你的定力，还是该惊异于你的冷血。说句实话，我早已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在看到上面这些事件之后，我的悲哀远远大于愤怒。而且我觉得，我的愤怒许多源于难以解脱的悲哀，除了泪水，愤怒是我排解悲哀的一种方式。
　　
　　（二十五）
　　
　　问：有大量骗子以行乞为名行骗，有些小孩沦为小乞丐，都是你们这些“善良”的人造成的。你们的所谓善举，说白了就是助纣为虐。如果你们不给他们钱，还会有人以行乞为名行骗吗？小乞丐背后的歹人还会逼他们出来要钱吗？
　　答：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读一篇短文给你们听：
　　2003年11月24日，寒风中，光着上身的姚亚卉不知道已经多少次被哥哥姚朋从身上踩过，她是躺在一块钉满两寸多长铁钉的木板上被哥哥踩的。她已经有些麻木了。记得她第一次躺在这块钉板上时，钻心的疼痛已让她哇哇大哭，更不用说让哥哥在身上踩上几下了。现在小亚卉幼嫩的背上已经斑斑点点结满了痂。
　　这几天，安徽合肥淮河路上，小亚卉和哥哥一直在上演着这出“把戏”。行人看着不忍心，纷纷报以同情，给他俩一些零钱。
　　小亚卉今年刚刚十岁，读到小学三年级，哥哥今年十四岁，仅读到小学五年级。他们来自临泉县。姚朋说，今年的一场大水将他家的房屋冲毁，父母将他俩寄居在姥姥家，外出打工。由于姥姥家的生活条件本来就不好，兄妹俩的到来成了姥姥家的累赘。于是，两个月前，兄妹俩偷偷出来流浪，并模仿街头一些艺人玩起这些“把戏”。
　　路边已经放了十几股被姚朋用身体挣断的铁丝。在妹妹表演睡钉板的同时，姚朋表演身断铁丝，他身上已经被铁丝扎出一道道铁丝印，有的已经长出老茧。姚朋说，自己是男孩子，吃苦受累没什么，看着妹妹被自己踩过，心里有些难过，但是没有办法。他说，在外流浪自己一不去偷，二不去抢，但要生活。表演非常苦，还伤及身体，因此兄妹俩每天的表演只有二十几次。每次表演结束对他俩来说是一种解脱，随后他俩在街头巷尾转悠。夜晚的寒冷是难熬的。姚朋说，每天过夜他俩通常找一个避风的地方相拥着休息，偶尔找些木料生火取暖。
　　兄妹俩在表演过程中，始终默不出声，有人扔钱就捡一下，根本不在意人们怎样议论，只希望人们多给他俩一些援助，以过日子。
　　姚朋说他俩很想家，更想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但一直没有联系上。
　　读完这篇短文之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如果小乞丐后面有黑手，那么政府有关部门跟踪一下不就可以抓到他们背后的黑手并解救他们了吗？如果他们是生活所逼，难道可以置之不理吗？可怜的兄妹俩为什么要进行这些自残的“表演”？因为不自残他们很难讨到钱，有人会说他们是骗取同情心的小骗子。
　　问：如果我们面对面的施善已被某些坏人所利用，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向政府有关机构（比如民政部门、扶贫办公室等）捐款来达到施善的目的呢？
　　答：通过向政府有关机构（比如民政部门、扶贫办公室等）捐款来达到施善的目的，当然也是值得赞赏的。但施善不是在履行义务，更不是在完成任务，而是发自内心的同情，并非捐献善款之后就不会产生同情心了。而且，我们的扶贫款、救济款都能尽可能公平合理地落到真正需要扶贫、救济的人身上吗？扶贫款、救济款从政府有关部门到老百姓手上，要经过多少官员的手呢？这些官员的手干净吗？
　　
　　（二十六）
　　
　　为招商引资，江苏东海县搞了个城东开发区，牛山镇葛宅村在该开发区内。10月15日，葛宅村一组村民王某发现有工人在他们一组的土地上施工，立即回村向村干部报告，村干部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并立即将村民召集到施工现场。村民要求施工方停工。双方僵持了40分钟后，牛山镇王副镇长赶到现场，解释说这些土地已被东海县东港针织有限公司租用，租金每亩340元，已付给村民。拿到钱的村民一致表示村里给钱时并没有讲明是租用土地的钱，也未签订租用合同。“我们村的土地近年来经常被征用，我们都以为这笔钱是公路占用土地赔偿的青苗款。”得知真相的村民认为被欺骗了，坚决要求归还土地。
　　村民的要求没有得到现场答复，至10月20日，有关方面也一直没有拿出用地手续。20日，村民动手搭建了一个简易草棚，推荐葛、陈两位老人住在草棚内看守。是夜11点左右，老人听到外面有人走动，就喊了两声“谁呀”，没人回答，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轰”的一声。两位老人立即起床，发现外面火苗直往里窜，陈先跑出来，整个草棚很快燃烧了起来，紧跟其后的葛满身是火，挣扎着向外爬。两位老人哭喊着“救命”，但附近没有人家。双手已被严重烧伤的陈爬了近300米，到女儿家打电话向本组村民求救。半小时后村民赶到，一边报警，一边打120急救，一小时后葛被送到医院。
　　21日，施工方仍在该土地上强行施工。
　　22日，葛老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当地群众很快自发组织起来，当天就抬着葛的尸体，打着“共产党万岁，还我人权”的横幅，在东海县委、县政府门前的大街上游行。游行的村民和参与的市民有几千人。
　　据群众说，强占土地的针织公司的董事长，是牛山镇党委副书记。从出现纠纷到纵火案发生，该公司均没有人出面。施工方则不断恐吓阻止施工的村民，一个头目威胁说：“谁在这儿看着，我就弄死谁！”
　　几个年青的村民对《凤凰周刊》的记者说，他们害怕别人毁灭证据，给烧毁的草棚和烧伤的老人拍了照片，并向江苏省电视台、报社反映，但一直没有记者来采访。11月3日，他们又写了控告信寄给市政府和省政府，至今也没有回音。
　　村民还反映，游行事件发生后，县工作组带一群警察到村里，分别找群众谈话，询问是谁买的横幅，是谁写的字，是谁抬尸体。“一些警察威吓我们说，此事可大可小，只要你们听话，不声张，大家就没事，不然……”
　　《凤凰周刊》的记者电话采访了县委一位主要领导，该领导认为这是一起没有任何背景的刑事案件，虽然县委县政府一点责任也没有，但还是派出工作组积极做好善后工作，公安部门也已把凶手捉拿归案。这位“公仆”的言下之意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却额外地做了善后工作，捉拿了凶手。
　　一位退休老干部则说：绝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起刑事案件而开脱政府的责任；最近东海发生了多起因拆迁导致警民对抗的事件，说明政府有许多不规范甚至违法的行为。
　　12月1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总第132期）报道了这一事件，“编者按”说：“耕者有其田”历来是中国政府对农民的政策底线，但时至今日，这一底线被屡屡冲破，土地和农民的依附关系遭到唇亡齿寒式的剥离。
　　12月11日《南方周末》报道，地处浙中南的缙云县下小溪村，四周多山，数千亩良田显得尤为珍贵，其中多数水田亩产在1000公斤以上，而且一年可收两季水稻和一季油菜。然而在今年3月，村民得到通知，该村的全部田地被县里征用，应立即停止耕种。每个村民可得到2万元补偿费。村民对记者说：“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县里的工作小组说，这是政府要的地，不征也得征！”村民当面不敢对“政府征地”说什么，背地里不停嘀咕：“2万元够花几年呢？我们种了一辈子田，也只会种田，把我的田都拿走了，今后我靠什么吃饭！”村民上访被镇政府干部抓回。村民们说：“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希望不要把所有的土地都征走，能给我们留下一小块土地。”
　　《凤凰周刊》有一篇评论说，当下中国官员和“知识精英”（引号为李乙隆所加），在清点自己囊中所得的同时，对于低层同胞的疾苦已相当漠然，为了尽可能争取资本进入地方，不惜许以最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正是建立在对国内劳工和土地的剥夺与牺牲的基础上。没有对工人、农民的压榨和剥夺，中国现在的许多经济成就都难以产生。
　　官员们在吹嘘自己的“辉煌政绩”时，有谁会想到工农大众的利益呢？
　　还有这样一种现象不能忽视：用土地牟取暴利，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个别”官员权力寻租的手段。不少地方征地费不到地价的10%，同时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帐的2.7%。福建省莆田县城厢区城郊乡200多亩耕地被上面卖光后，村民仅得到每亩2000元的补偿，现在生活无着。
　　
　　（二十七）
　　
　　下面是一位网友在我文章后面的跟贴（是转贴，漏掉了记者的署名）：
　　2003年9月5日上午10点，因为遭遇强制拆迁而于8月22日在南京市玄武区邓府巷拆迁指挥部“自焚”的邓府巷居民翁彪停止了呼吸。15天的抢救没能挽回他39岁的生命。虽然对他的行为难以有正式的结论，但他看似粗鲁的举动，却唤醒了人们对权利和公平的关注。
　　中午，记者从长江路邓府巷经过，看到这里和前几次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不像上次那样，总有人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你，还有人不远不近地跟着你。几个“钉子户”的房子仍然立在那里，居民们在忙碌着做饭，拆迁工地上已经没有人在劳动。
　　洪武路上，邓府巷拆迁指挥部门前也异乎往常的安静，门外的保安一个也看不见了，他们都回到办公室里边，警惕地注视着从门前走过的每一个人。
　　下午，记者打通了翁彪妻子一位朋友的电话，向他询问“翁彪是不是去世了”，这位朋友十分惊讶：“我还没有听说过，我马上问问。”
　　10分钟后，他打通了记者的手机。电话那头，他哽咽着说：“是的，今天上午10点，翁彪走了。同仁宾馆已经哭成了一团。我现在就在这里。你不用过来了，这里除了翁彪家里的人之外，全是拆迁办的人、居委会干部、警察和保安。”
　　同仁宾馆是“自焚”事件发生后，有关方面为翁彪的家属安排的临时住处。记者从电话里，能隐约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哭声。
　　半个小时后，记者从拆迁办获得证实，翁彪的确已经死亡。
　　记者希望能够和翁彪妻子的这位朋友见一面。但他拒绝了记者的要求，他说，自己不敢和记者见面了。
　　他告诉记者，翁彪的家人目前十分悲痛，正忙于为翁彪处理后事，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不会接受记者采访。他同时透露，作为翁彪家的朋友，自己现在最担心的是有关方面如何为翁彪的“自焚”定性。一旦定性对翁彪不利，翁彪家人只能通过法律讨回公道。但是，在联络了多位律师后，迄今没有一位律师愿意接手这样的官司。
　　
　　（二十八）
　　
　　又是自焚。
　　9月15日，安徽省农民上访者朱正亮先生在天安门金水桥边自焚受伤，烧伤面积达20%。
　　10月1日，湖北省下岗职工上访者杨培权先生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受伤。
　　近一个时期来，北京天安门前多次发生上访者自焚事件。
　　不要过分地谴责这些人吧，更不要急着寻找罪名给他们定罪。以常理论之，他们不到万不得己的情况下，能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吗？
　　近些年来，拆迁纠纷、土地纠纷及因此而产生的上访不断。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地方的拆迁、征地，常带有公益性和国家建设的大名头，由政府规划，由行政部门出面，有时还动用警察，有些开发商、施工方甚至动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迫迁或强占土地（如10月20日江苏东海县牛山镇葛宅村发生的纵火案，见前文），使无任何背景的城乡居民，陷于无依无靠的弱势地位。在这种强弱悬殊的格局中，弱势一方大吃其亏，当然要申诉。当他们的合理申诉长期得不到解决，当他们一次次的上访无果而终（有些地方对上访者以扰乱社会稳定的罪名进行关押），他们只好拿出自己的生命作最后一搏。上访的事由暂且不论，就说他们这最后一搏，只是自焚，并没有伤害别人（包括他们的对立面），这不是他们一个很值得同情的地方吗？
　　据2003年12月4日《南方周末》载，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近日在接受《半月谈》杂志采访时指出，自1993年全国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出现回升以来，已经持续上升了10年。今年以来，信访总量仍呈上升趋势。据调查分析，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来访反映的问题中，有80%以上是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的，有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有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
　　
　　（二十九）
　　
　　11月5日凌晨，在都江堰中兴镇老桥头一条长约200米的街上，一名女子被歹徒追杀，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整条大街的居民听到了呼救，却无人开门救援；唯一还开着门的店主居然马上拉下了卷帘门。这名女子最后在绝望中被暴徒殴打致死。
　　这条街叫商业街，店铺林立，还有一家农业银行。
　　一位杂货店店主对记者说，5时许，他正在楼下睡觉，约50米外的桥头突然传来一个女子撕心裂肺的呼救：“救命呀!抢人啦！”呼救声显得异常恐怖，但他当时以为是疯子在胡闹，加之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没有起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6时左右，对面一卖肉的敲门叫他：“任师傅，快报警，有个人死了!”他才赶紧开门出来，看到一名女子满脸是血地躺在他店子斜对面一诊所外，已经死了。那女子20多岁，穿黄色夹克、牛仔裤，拳头紧握，脚缩成一团，显得痛苦万分。任说，当晚他有一个朋友住在他家楼上，起来看到了当时的情况，说歹徒最终将该女子的白色挎包抢走，歹徒离开时显得很从容。任某指着隔壁店铺一男子说：“他当晚也看见了整个过程。”但这名男子拒绝采访。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那名女子遇袭时，整条大街一团漆黑，只有一家卖馒头包子的小食店开了门，有灯光。但店主肖某不但没有制止暴徒行凶，反而拉下卷帘门明哲保身，那名女子最后绝望地死在他隔壁诊所外。在一个茶铺内，肖某接受了采访。据他介绍，他是凌晨4时55分开的门，当时刚把煤点起，就听到桥头传来女子的呼救声。他循声看去，发现有两人在桥头扭打，凶手似乎想把那女子抛下河去，但被女子挣脱了。“那女的就往我这边跑，我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就把卷帘门拉下了。”肖说，那女的见他把门拉下，估计很绝望，突然在他门外滑倒。他在卷帘门内就听到外面传来砰砰的殴打声，那女的叫了3声“救命”，然后传来“哎哟”声，20多分钟后，呻吟声渐渐停了，外面终于安静了下来，他也不敢开门。凌晨6时许，他听到外面有人扫地，就赶紧让扫地人报警。很快，中兴镇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对于拉下卷帘门的举动，肖似乎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他说，现在社会比较乱，外面又没有路灯，整个过程持续了1个小时，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不是我不救她的命，我也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如果我把门打开，凶手把我杀了怎么办?”肖还说，他当时也没有电话，所以报不成警。
　　当晚另一目击者姓岳的老婆婆说，她由于失眠，也听到了救命声，她想起来看，结果被老伴骂了回去。给记者提供新闻线索的男子也说，当晚他们很多人在对面楼上目睹了整个过程。
　　离开中兴镇时，记者在老桥头看到了都江堰警方的协查通报。死者的身份尚未确定。在通报上，张贴了两张死者死时的照片，其状惨不忍睹。
　　整整一个小时，孤身无助的外地女子在“集体无意识”的冷漠中被残忍杀害了，一起死去的，还有整整一条街躲在门后的良知。漆黑中的一盏灯光，一扇打开的门，曾给了死者多大的希冀?当这希望之门被砰地关死，门里面那颗因恐惧而跳动的心，是否敢听听死者染血拳头的哭泣?
　　并不一定要你指责冷漠，其实给更多漆黑的小街安上路灯，让更多人拥有报警的电话和报警的勇气，也许比怒火三丈的谴责更有建设性。
　　并不一定要你一怒拔刀，其实一声呐喊，一个报警电话，也许就能唤醒许多沉睡的良知，汇成千夫所指歹徒胆寒的怒涛。从犯罪心理学来说，寂静和黑暗能大大增强罪犯的能量，而环境的剧烈变动、强光巨响都有可能让极度紧张敏感的罪犯中止暴行。其实很多时候，一点血性就能救人一命。
　　上面这些内容，摘自记者代建军、周祺的报道。
　　看完这篇报道，我深深地痛恨没有人性的歹徒，更痛恨恶化的社会治安；我深深地为这女子悲哀，更为这世风悲哀！
　　在我要谴责别人时，总要先想一想，如果我是他，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小食店店主肖某，我在听到桥头传来女子的呼救声，并看到两人在桥头扭打时，我也许不敢一个人跑向凶手，我会拿起一根木棍或店里其它可当作武器的东西，走到大街上大声喊叫，最好喊那些熟悉的人的名字，以自己的名义向邻里街坊求救，人家会置之不理吗？也许这样一喊叫，再加上那女子挣脱后向自己这边跑过来，说不定那歹徒就不会追过来了。如果那歹徒居然追了过来，而人们居然没有一个人肯出来救援，那么在女子与歹徒搏斗时，我还可以抡起木棍什么的帮上一把，自知不是歹徒对手再与女子一起边逃跑边继续呼救也不迟吧。
　　可怕而可悲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状态下，再多的人也只是“一个人”，两个鬼子兵可以像赶羊一样将一群人赶去屠杀，两个歹徒可以当着一车人的面轮奸一个少女并洗劫一车人的财物……也许这一群人、这一车人中的一些人，处在某种“集体有意识”的状态中，也可以是个英雄。
　　英雄与狗熊的不同，有时仅仅是一转念间的迥然；英雄与狗熊的距离，有时仅仅是一步之遥。
　　而有时候，一个偷单车、摩托之类的小偷被几个保安捉着打或绑着打，整条街整个小区整个单位的人“见者有份”，个个奋勇争先，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我一棍，把小偷打至断气似乎还不过瘾，来得迟的还要往死尸上踢上几脚。一个个打得眼放绿光，兴奋异常！
　　可怕的“集体无意识”！
　　可恨的生命冷漠症！
　　
　　（三十）
　　
　　“生命冷漠症”出现在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护人员同时又是享有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人员身上，则更为令人发指。
　　下面所述的是发生在四川省隆昌县的“医院丢弃病人”事件。
　　警察给县人民医院送去了一位生病的老人，医院开车把病人远远地运到野外丢掉。
　　老人命不该绝，又遇好心人，将其送到县中医院。
　　老人居然又被县中医院丢在城外野地里。
　　两家医院不约而同地丢弃了同一病人，丢人的原因也一样：“以为是叫化子。”无现钱不开药，甚至把病人拒之医院门外，这似乎已成“行规”，因此以为病人是乞丐就将其丢在野外，似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吧，这两家医院在说出上面这个原因时，也许还是理由十足的语气呢。杂文家何三畏说：“两家医院不谋而合地做出同样的选择，似乎也不能说是某一个人的错。”只是“好事者”将其见诸传媒，“才令人惊觉有什么不对劲儿”！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当然是个令人流泪的人间悲剧。可事情的变化却给人一个啼笑皆非的结局。原来老人的儿子是本县某局局长，“丢人”的中医院急忙去把老人“捡”回来。至此，这位被一丢再丢、丢在野外50多个小时、已经奄奄一息的老人受到了“干部似的医疗待遇”，被免去一切医药费。
　　
　　（三十一）
　　
　　对他人生命的冷漠与对动物的残忍一样，都是反人道的。
　　据报道，有的省份的牛和猪在被屠宰前90%以上都要遭到被注水的命运。
　　请看他们是如何注水的：工人们将一根长1.8米、比拇指粗得多的塑料管通过牛鼻孔硬插到牛胃里，然后接通水管强行灌水。几个小时后，这些活牛被灌得七窍流血，肚子滚圆，四脚朝天，直翻白眼，发出痛苦的哀鸣。接着，屠夫们将一根十多厘米长、小拇指粗的锋利钢管生生插入牛的胃里，为的是放出气体继续灌水。在长达数小时乃至十几小时的灌水过程中，牛处于难以想象的痛苦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针对这种情况，学者莽萍说：
　　“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非常敬重牛的劳动。许多老辈人看到牛勤奋悲苦的一生，不忍食用牛肉。这在中国是长久以来就存在的传统，是讲究仁者爱物的文化的体现。现在，即使肉牛是专门供人食用的，人们在屠宰时也应考虑尽量减少其痛苦，以人道的方式为之。然而今人竟要在其死亡的痛苦上，再以难以想象的折磨和苦痛加诸活泼泼的生命，这需要怎样冷酷的人性才能做到！”
　　“消除滋生残忍的土壤，应该从善待动物开始。”
　　慕毅飞也有过相类的论述：
　　“当国人还无法取得做人的权利时，洋人那维护动物权利的《马丁法令》就在1882年的英国国会上通过。如今，100多个国家有了动物福利法，我们却还在食品卫生的层面上讨论该不该‘活吃驴肉’、‘生吃猴脑’，还在商业道德的层面上谴责给活猪注水、往鹅嗉子填沙石等行为。”
　　“试想，当一个社会，连动物都不许虐待的时候，它能容许执法人员随便逮个没带证件或带了证件却不被认可的农民或农民模样的人，往比猪圈更可怕的收容站里塞吗？”
　　
　　（三十二）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下面这两段话：
　　“……我是在医院花过不少钱的，对医院的认识有切身体会，还有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的实话实说，并非道听途说或社会偏见。医生的灰色收入来自病人的红包和药商的回扣。有些药物的回扣高达50%。据说还有的护士侵吞病人一些昂贵的药物，通过一些渠道卖掉，对这一传言我总是不大相信，但也有人言之凿凿。”
　　“值班医生开了药方。妻拿药方先到药房计费，再到挂号室去付款。然后才在药房拿到了药物。提了一篮针剂、葡萄糖液上来，交到值班护士那儿。传言中护士偷工减料的猫腻就出在这一环上。护士拿了这一篮药物，没按处方配药，比较合乎道义的做法应是开处方的医生与护士勾结，多开了一些值钱的药，那些病人需要的药还是应一剂不少地用到病人身上去的。对这一传言我一直表示怀疑的原因便是医生和护士在我心目中还不至于这样，尽管在一项职业道德调查中，医德之败坏程度仅次于贪官污吏。有人说不管社会上职业道德败坏到何种程度，有四种人是不能堕落的，这便是警察、法官、医生、教师，因为这四种人支撑着公道和良心。我深信其然！可是现在种种迹象表明着这四种人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地正在堕落着，但愿只是几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吧。即使真有极个别医生、护士在药物上做手脚，也一定是选择那些挥金如土的大款或公费治疗的‘公仆’下手，他们绝不会或不屑于在我这等贫民身上揩油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今年上半年，“非典型肺炎”如瘟疫横行，染之命危，闻之色变。医生、护士一下子成了英雄。我在6月所写的一篇文中，对这一情形略有谈及：
　　“几个月来，报纸、电视不遗余力地歌颂‘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即在‘非典型肺炎’疫情中的‘抗炎英雄’，原先主要是医生和‘白衣天使’，后来连积极歌颂‘抗炎英雄’的媒体、演员、作家也在表扬、奖励、歌颂之列了。今天看电视摇了七八个台，不是那些‘不怕你烦，只怕你不记得我’的广告，就是有关‘抗炎英雄’的。……不如去逛书店吧。在书店中，看到李敬斋的《跨越时空的真情》，是披露轰动一时的‘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毒事件，即‘平陆事件’的真相的。我向来对历史真相感兴趣，便买回家细读。”读后发现：
　　“对平陆事件大力宣扬的时代背景是：‘左’的错误和浮夸风所造成的灾难，正威胁着全国。对这一事件铺天盖地、长篇累牍地宣传，正好用来抵消全国性饥饿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正好给当时响彻全国的高昂的跃进曲再注入一串‘时代强音’。”
　　与官方传媒大肆歌颂医护人员光辉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上还在“不合时宜”地纷纷扬扬地非议医德医风。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羊城晚报》7月6日和7月13日，在以发短稿为主的《晚会》版上，以整版的篇幅，分别发表了《一个见习医生的医疗手记》和《一个医生妻子的真情告白》。前者本意是写对穷人生命的关注与同情，写医生的无奈，无意中却表现出一群医生充满人性美和人情味的形象。我在为无钱治病的穷苦人落泪的同时，也向这一群医生致敬。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观点，各行各业都有好人。好的社会就是不要让好人太无奈。后者旨在道出医药费昂贵的一些内幕，却也写出了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医生淳朴、善良的形象。
　　
　　（三十三）
　　
　　下面内容摘自小苏《一个见习医生的医疗手记》：
　　病区里一向有欠钱的病人，比如小叶管的那个胃穿孔的家伙，欠下病区里1000多块钱。
　　主治医生催钱催得发火，就指示小叶：“不给他拔引流管，一拔他肯定逃跑。”
　　不过这个病人本事实在大，开过刀没多久，就真的带着引流管逃跑了。
　　科室里的人都很生气，一致同意张医生和小叶去讨债。
　　钱没讨回来。
　　小叶说：“现在我才知道家徒四壁是什么样子了，一个破土房子还是漏的，里面什么都没有。”
　　大家问：“哪个引流管呢？”
　　“求赤脚医生给拔了。”张医生说。
　　“手术才两天就急着回去收稻子、干农活，吃的东西那么粗，肠子都戳得破！”小叶说，“张医生看他可怜，还留下了50元给他。”
　　讨债讨得这样亏本，张医生觉得不好意思，溜了出去。
　　小叶觉得还应该说句公道话：“人家回去，也是为了收了稻子卖钱，好还给医院。”
　　这天晚上急诊室收了个民工模样的青年进来，穿了一条洗得看不出颜色的衬衫，盖的毛巾被又破又旧。吴老大一看就叹气：“又收了一个没钱的。”果然住院单上只收了2000元。
　　门诊病历上提供的资料是：李贵全，男，26岁，6天前干活时给钢片穿进腹部，在当地医院切除了破损的肠管。第四天拔引流管时发现有粪质漏出来，怀疑有破口遗漏。因为高烧不退，转往上级医院要求再次手术。
　　一个手术下来，账单上已经欠下1000多元。吴老大说：“没办法了，今天先借病区的药给他，明天记得催钱。”吴老大开的药方，在便宜的药里算是考虑周全了。顾及到钱，让我来开，也开不出更好的药方了。
　　李贵全欠病区的药，一直挂在账上。吴老大说：“这个月白忙，又要扣钱了。但这个刀你能不开吗？”
　　病人的欠款和医生的收入挂钩。吴老大每月的收入不过2000多元，这么日干夜干，也算血汗钱了。
　　李贵全的陪客，是他的母亲，一个看起来很老的佝偻妇人，和李贵全一样怯生生的，总是沉默着。
　　“小苏，这个病人，他会死的，你要管好。”郑主任在科室讨论的时候这样预言。
　　“改用抗生素吧。他欠的款子，我会向医院反映。”郑主任交代吴老大。
　　我对郑主任的预言不以为然。李贵全很年轻，长期干体力活的缘故，手臂肌肉纠结。看起来身强力壮的一个人，离死亡应该很远很远。
　　吴老大拿了很多抗生素的说明书来研究，最后选定先锋必，“每天300多元的抗生素。”
　　有一天，我看见李贵全的母亲正在吃的中饭，一个满是凹痕和刮伤的盆子里，几块小小的南瓜拌着硬如谷粒的一点饭，兑了一点点热水。
　　李贵全开始饮食后，肠瘘的口子上，大便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每天要换几次接粪便的塑料袋。
　　李贵全的母亲每次就像犯了错误似地轻轻对我说：“要换一换了。”每次都是等候在走廊里，等我出来时才叫住我，从不敢大大方方走进办公室，我都不知道她在外面等多久了。
　　从护士那里知道，每次大换药，材料费近100元。换药我就不开回单了，反正材料的账根本也算不清楚。
　　吴老大和郑主任商量了好久，开始给他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抗生素也增加了。钱的问题，大家都似乎不再考虑了。
　　有一次给李贵全换药时，他低声对我说：“你最好了，你最好了……”他好像不知道怎样表达，说不下去了。
　　李贵全死了，我不敢看他的脸，这一张熟悉的年轻的脸。
　　听着他的母亲在门外号啕大哭，我觉得心脏似乎麻木了。
　　读小苏医生这篇文章，看到他对李贵全的母亲的描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想起我住院时，母亲陪护我的情景。
　　读到“李贵全死了……他母亲在门外号啕大哭”时，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任凭它夺眶而出。在此文中没有看到别人来探望过李贵全，自始至终，只有他的母亲。也许，他们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如今，白发人送走黑发人，你叫这位老母亲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天啊，天！
　　“钱是什么？钱可以买命！”
　　几天后，有个叫陈定兴的读者发了一篇题为《不要让医生无奈》的读后感。他说：“我女婿也是个医生，在他那里，我听到很多像李贵全这样的人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在医院恨恨死去的悲剧。”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能‘普度众生’。它也要计算成本，考虑利润，不然，医生吃什么？医院靠什么维持？但是医院又要救死扶伤。这是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实实在在的体制问题。”
　　
　　（三十四）
　　
　　下面内容摘自陈静《一个医生妻子的真情告白》：
　　有几年，华康的工资单显示，欠账一直没有还清，我已经记不清有几个逃走的老乡了。我吵过，哭过，回娘家小住抗议过，但最终还是妥协。华康从不埋怨，他怎能忘记那些挨饿受冻的父老乡亲！他老是说，我们有工资可扣，已经很不错了。
　　很多老乡确实是很善良的人，他们不是赖账，而是没钱，没办法。时下医药费那么高，一年才挣几百元的老乡们怎么病得起？穷人有小病是不上医院的，积劳成疾，一旦进了医院，便是大病。有了大病便求老乡医生，也是人之常情，只是老乡医生，又有多少工资经得起扣呢？
　　有老乡住院，华康便要跟相关的同事打招呼：“拜托拜托！这老乡很穷，请多多关照！”
　　关照什么呢？关照的是病人的钱包。同样的病，可以用不同的药；同样的治疗方案，可以用不同的治疗手段。有人关照的老乡们，也许就会多用一些廉价有效的国产药，少用一些不是十分必要但价钱不菲的辅助治疗。
　　没有老乡做医生，如果运气不好，高价进口药对你大围剿，先进检查给你查不够，任何最花钱最能为医院和医生创经济效益的方法全给你用上，结果，病是好了，但可能比有老乡做医生的病人多花几倍的钱。
　　有多少医生主动把最好的而不是最贵的药推荐给病人呢？我实在不知道。但我知道，华康从来没有被药商请去吃过一顿饭，也从来没有为了拿回扣而推销过任何不适合病人使用的药。即使某种进口药确实很有效，他要开给病人时也会向病人讲清楚价钱。
　　我们的家人和亲朋，都喜欢华康，说他人实在。可是我知道，华康在同事中，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人家说他是个“不吃药”的医生，意思是不吃药品回扣的“害群之马”。一次，有个病人需要一种长期服用的非处方药，用量也大。这种药在医院拿比在市面上买贵许多。华康了解到这个病人没有公费治疗，经济也困难，就建议他到市面上去买，也可以到医药公司买批发。这件事让医院领导知道后，硬说华康吃了医药公司的回扣，扣了华康的奖金。
　　如今医药费高的原因很多，就说动个手术吧，手术费看上去很宽容，也就是几百元，但结起账来，好家伙，没有几千上万下不来。手术中任何一点材料，都有不菲的价钱。还有硬塞给你的服务，甚至会诊，都要收费。就说每天6元钱的棉签费吧，2元钱1袋，1袋100支，有谁一天用得了300支棉签！一个手术就要搞得人倾家荡产，叫人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而我呢，每当有华康老乡或亲友出院，最着急的就是让医院在结账后立即打出清单，我会非常“专业”地在清单上检查，总能发现不少漏洞。在我的义正词严之下，医院总得让步，把钱退回来。
　　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经常看到有人与医院核对医药费，结果总是多算，却从没有看到医院为此向对方表示歉意。病人或其亲属要核对账单，必须一点一滴做好记录，但遇到病情危急时，哪里顾得了这么多！
　　据报载，我国绝大部分医疗机构仍属于事业单位，其日常开支和发展理应由财政负担，但实际情况是，财政对医疗机构的补偿不及其日常开支的10%。
　　月收入上万元，对医生来说已经很平常了，每季度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常事。医生买豪宅靓车的不少。羊毛出在羊身上，医生、医院的钱，当然是来自病人。
　　一旦住进了医院，就像待宰的羊。
　　顺便一提的是：
　　当局常把国民储蓄总额十万多亿作为值得炫耀的政债之一。
　　当财富积聚到一定水平时，消费才能主导经济的增长。
　　政府通过一些垄断的产业来收取国民的钱。
　　教育和医疗在所有通货紧缩的年头里一直涨价。
　　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土地价格来大敛其财。
　　普通国民节衣省食控制消费，把手里的一点钱用于储蓄，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以防万一生了病有钱治病救命，一是为供子女上大学，一是为购房，一是为防失业，一是为养老。
　　
　　（以上内容定稿于2003年12月）